日本於一九六一年開始國民全面保險後，醫療費用一直持續地急劇增加。於一九七九年後，醫療費用成長率雖有緩和的徵兆，但仍然超越同期國民所得的成長。一九八五年的國民醫療費用達１５兆７２００億日圓，為國民所得的６.３%，１９９０年以後，醫療費用則每年大約增加１兆日圓。遠超過國民所得的增幅。尤其政府主辦的保險〈日本的保險制度沒有統一，有國民健康保險﹝園保﹞，人企業為中心的公會保險等〉，〈政府主辦的保險，其主體是中小企業〉自從一九六三年起﹝保險開辦兩年後﹞，就連續呈現赤字。「政管健保」、「國鐵」、「米」在當時並列被稱為「３K赤字」。可見赤字的嚴重性。

　　談論日本醫師會（日醫會）與厚生省和自民黨的談判，最精彩且最重要的就是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這五年間，日本保險制度的改變。而這五年間日醫會人事也發生大變革。一九八二年武見會長退休（由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共同擔任日醫會會長達二十五年），由花岡接任會長（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四年四月後，會長由羽田接任。而兩者之間互有關係，也值得一提。

　　這段期間，日本保險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一九七九年政管健保（政府主辦掌管的健康保險）改革；一九八一年起藥價基準的逐年調降；一九八一年三月提出，並於一九八三年二月通過的老人健保法；一九八三年八月提出，於一九八四年八月通過的健保法改革修正案。而這段時間，日醫會都處於被動接招，雖極力反撲，但結果還是不如理想，只得以儘可能最少的損失而落幕。以下就以這些改革的經過為主軸，談日醫會的策略及檢討其得失。

　　一九七九年由於政管健保已二十五年連續赤字（累積的赤字更是驚人），於是導入定率國庫補助，提高保險費率，及一連串的抑制醫療費用成長等措施，政管健保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轉為黑字。

　　然而，日本社會高齡化，老人醫療免費化，以及醫療新科技的大幅被引用，整體醫療費用仍大幅增加，遠超過日本經濟成長率。尤其是老人比例最高的國民保險（國保），財政壓力最為沉重。再加上日本經濟開始邁入低成長期，因此國保財政惡化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

　　一九八一年三月臨時行政調查會建議：(１)逐年修正藥價基準，(２)抑制醫療費用的不當申報，(３)加強對醫療機構的監督，(４)修正醫療費用支付方式。以抑制醫療費用的膨脹，來導正及再造保險財政。

　　一九八一年三月厚生省裡反武見派終於抓住機會，提出「老人健保法案」。內容包括：(１)導入老人部份負擔制，(２)重新指定老人健保醫療院所，(３)新設老人保險審議會，加強審核，(４)住院取消論件計酬。而日醫會則以攪亂醫療體系，否定生命尊嚴和降低醫療水準等理由而強硬反對。

　　但當時正值日本經濟低成長，而大藏省同時也提出「低成長下之財政再建路線」一案。於是造成厚生省與大藏省合作，提出「國民醫療費用之成長，控制在國民所得成長率以內」之政策原則。並得到財界團體的支持。

　　最後武見會長與自民黨首腦進行協調，有條件贊成老人健保法案在眾議院成立。（即論件支付制度不變，不重新指定老人健保醫療院所。）武見會長認為「老人健保法案，雖完成了骨骼，但已經脫胎換骨了。」即是意指雖然老人健保法案已通過，但與原來的內涵，已經大不相同了。但這件事引起了東京都醫師會為中心之反武見派之反彈，而召集臨時代議會，要求追究武見會長的責任。武見會長則怒責此舉是「陰謀攪亂日醫的假幌子」，因為「反對老人健保法案，是為時已晚的愚蠢行動。」並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因為身體衰弱而退休。

　　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四年四月間，日醫會由花岡（原長野縣醫師會長），擔任日醫會會長。在任期內，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昭和五十九年）八月，人藏省以國家有高達一百兆日圓財政赤字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裁減當年預算（裁減額估算為６２００億日圓）。而厚生省又立即加以響應。提出「醫療保險改革方案」，主張全面導入２０﹪定率自付額，加上一九八三年二月開始實施老人保健法，和一九八一年起大幅調降藥價基準，以及一些限制醫療費用成長措施，如此可節省４５６７億日圓的國庫負擔。並將此案排上國會議程。在短期內，出現這麼多對醫師不利的方案，再再顯示兩年來，花岡會長能力不足，並且對自民黨影響力太薄弱等現象，於是花岡會長只好被迫鞠躬下台。

　　一九八四年四月起，新任會長羽田（原東京都醫師會長）接任後，立即發動強烈抗議。通知全國各地的醫師連盟（隸屬日醫會的政治團體）要求從自民黨退出黨員及黨友作準備。並且聯合日本齒科醫師會、藥劑師會等三會，共同反對新法案。另一方面與自民黨醫系議員保持聯絡，並發動各地區動員。並將此全面基層動員的對抗活動，稱為「草根作戰」。

　　儘管日醫會執拗的攻擊和自民黨內擁醫師派的造反。但日本輿論偏向改革。加上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日本將總選舉的緣故，醫療改革法案竟炒成了執政黨再當選的最重要法案，因此成了自民黨的既定方針。由於傳聞七月間，社會勞動委員會將初審此案，並將強硬通過此法案。對於此事，於是羽田會長雖表示不改變反對法案的態度，但要求日醫會委任會長來對應。事實上顯示了要響應修正案的態勢，這種既全面動員，又妥協的策略。終於，七月十日三會會長與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總務會長金丸、政調會長三塚、醫療基本問題調查會長橋本及日醫會推薦的不全區醫系參議員大坵等立下協議書。接受小額醫療費用，階段式導入定額制；以及醫療保險制度之統合，於五年後施行（爭取到五年的應變時間），此案終於一九八四年八月通過，日醫會抗爭行動也告落幕。

　　由以上例子，無論老人保健法，或健保法修正等任一情況，雖然日醫會原則上採取反對之姿態，但背後不得不和自民黨首腦、社會勞動委員會進行修正之交涉，妥協也是不得已之事。因為依當時之情勢分析，即使不生上談判桌，法案也會成立，而且損失更大。

　　日醫之政治力、影響力、活動力及談判實力一直下降之由來為何呢?
1.武見會長退休後，新的會長和政界間之管道大不如前。
2.日本醫療生態逐漸向醫院領域移動。加上醫院勤務醫逐漸離開日醫會，造成醫會對外的代表性、整合性漸下降。
3.醫師過剩造成醫師經濟地位下降。在這同時醫師濫用計件支付制之濫診、濫療，乃至漏稅等案件不斷發生，日醫發言力量也就年年低落。
4.日醫與醫系議員間關係不一定很好。因為醫師會之助選活動只給多數候選人選舉運動資金，並未十分有效助選活動。又因為一次推薦太多議員候選，因此醫師會關係票和資金對這些人只有１０﹪程度的助力。因此這些國會議員不認同「醫師會之費用及票讓他當選」之觀念。
5.以往和行政部門（省廳或厚生省）未保持密切接觸與對話。另透過自民黨活動之模式，而未實質地行政參與。因此在預算編制過程，或法案形成過程中，幾乎沒有接觸過。每每日醫獲得情報時，整個法案內容九成已定形。在此期間，日醫會又未曾提出一個可能實現的替代方案，而只是提出一些觀念性的批判。全然不成氣候。
6.過去公共關係活動一向只注重對政府及自民黨的活動，對國民的廣告活動不足，對媒體著力也不深。潮流顯示以國民福祉為著眼是未來的立法趨勢。反之，只顧以醫師利益的形式，來反對厚生行政，結果只會失去國民對醫師的支援，更加深日醫談判力的下降。
7.日醫會的談判，屢有錯估形勢，既無充份實力後盾，又屢採取過高的姿態，不願妥協，終於引起當時的對手厚生省保險局長吉村仁為首的一群官僚反彈，誓言不惜當惡魔也要和日醫會對決的堅強意志。於是在武見會長退休後，厚生省更加深反撲。
　由以上日醫會的經驗，多少也印證在臺灣全聯會及各醫療協會，這幾年來與健保局、衛生署、藥界的談判協商上。而日醫會自從一九八０年代那幾次抗爭後，其表現就大大地改進。於是，自從一九八五年後，軌未再聞日醫會慘敗的故事。

　　在台灣，除了以上諸項問題外。再加上支付制度錯亂無章，轉診制度末滿月就夭折，以及醫藥分業的橫柴入灶……等。更造成醫、藥、檢驗、護理復健各醫事團體無法和諧含作，各科別基層醫師也無法凝聚共識，各層級醫療院所更是嚴重衝突。因此，台灣醫界的問題比日醫會更複雜。但是台灣醫界應仍然可由日醫會的談判經驗中擷取一些有用的教訓，調整心態，做法與腳步。大家不妨自省過去，異中求同，未雨綢繆，群策群力，共創台灣醫界的將來。